後現代主義的記憶反思
關於後現代主義的個人或群體記憶，我們可曾想過其形塑的過程？我們對於過去、現在、記憶與時間性都有書本或字典來說明，可否從其之中得到或引伸出貼近自我的解答？我想從本文小小自由地想像並敘述一番。
人對於記憶的形塑，會依賴於自身經歷過的外在事物，因為後現代的資本消費特性，心中內在需求與身體官能慢慢被「視覺與攝影式的記憶」所取代，所謂「視覺與攝影式的記憶」指的有關經歷過語言、儀式、敘述、圖騰、權力、公共建築與地方景觀等抽象與具象事物洗禮而成的記憶。對詹明信來說，他提出襲仿，認為對「對當下的戀舊」(nostalgia for the present) 使得我們不斷回溯過去曾經存在的風格，然而在這襲仿之中還帶有新意的，即是擬態，一種隨著空間環境的需求，因變異與轉化而生的過度模擬。
在這個資訊流通的時代，因為電視、電影、電腦與手機之助，每個人都像個接收體與發射體不斷地交流訊息。若說對訊息的掌控是一種權力，那麼創造訊息的人便十分容易成為權力的化身，可憑空創造並非易事，多數人仍接承前人留下的知識轉化而來，而詹明信提出的襲仿 (pastiche)，即是號稱人們再也無法脫離歷史跡澱，只能不斷模仿重現已有的風格。我相信這種說法是信任於「知識可靠」的態度，就像古人航船用羅盤定位、今人出海藉通用封包無線服務 (GPRS)一樣，都需要依循某些事物才能到達目的地。記憶與歷史有相同的特性，都是觀察而來，兩者卻又像處於兩個極端，記憶載於個人、歷史置於群體。詹明信認為在資本消費的社會裡個體的面貌難以辨識，因為個體一旦顯現，便會消融於群體之中。這或許告訴我們個體就像一床櫃子，當你拉開一個抽屜某些記憶便從中跑出來，拉開另一個又是其他階段的記憶，而群體複雜的歷史，則成了一棟大木屋，裡頭擺了這些無數櫃子， 只不過這棟大木屋也是無數櫃子做的，差別在於屋子建材得細看才知道都是無數櫃子的碎屑。
如果照著詹明信的襲仿說法，可能在藝術品身上較能看到，因為藝術品著重於外表的模仿，易從大師們的畫冊或環境自然擷取養分，換句話說，當你接受到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，接近於真理，口頭上與人分享也許可原封地講述，但是視覺造型上要訴說同一件事，得經過勞動、思考、試驗與錯誤，甚至投入自身的個人色彩，才可達到。這說明了藝術上的襲仿，也許是為了表達同一種美感（或醜感），都有可能因為過程的某些落差因素而更為出色（或說更為醜怪），那這也代表了波長不一的訊息透過個體細部上的差異， 產生出來會有不同的結果，這結果要是不被群體所接受，因為落差顯出拙劣也是會被淘汰。如此說來，詹明信認為新的東西，指的就是新的真理，「不再有新的東西，一切禁錮在過去」，就他的認知，這個世界已不會有新的真理，或許可以呼應尤金尼歐·多斯所說過的一句話：「凡非出於傳統者，皆為剽竊。」與歷史區隔的新思想（新訊息、新真理），離不開傳遞思想的物質與組織的管理，如果這個新訊息非出於傳統，那麼真的就是轟然一聲地炸於平地之上，使人產生根本上的質疑，認為這是剽竊而來的。
倘若自我無法創新、產生不出新的真理，那麼就是大力地改寫現有的訊息、去覆蓋它，或許還有可能因為偶然、反作用力或不知名因素而出現新意。接近此一方式的，即為擬態。擬態或說擬仿 (mimicry)，在卡拉 (Roger Caillois) 的論述裡，原本指的是昆蟲為了存活產生出的生理機制——發展和周遭環境全然無分的保護色，來確保不被追捕者獵食；而在拉岡 (Jacques Lacan) 的說法裡，透過對外在環境的模擬與偽裝，使自我軀體有所變異和轉化。反觀以人來說，雖然個體的的命運充滿了驚奇和意外，但卻永遠逃不出群體社會法則的箝制。如果要脫離社會法則的唯一方法就是無視這些法則的存在，而仍能以一種原始的生活方式合理生存。要以「無視」的態度去面對，並非將這些法則丟著不管，而是懷著「理性的憤慨」去了解、滲透，就像昆蟲熟知環境的特性、天敵的動向、人也必須將這些看似像鐵一樣的法則訊息一一改變，才能形成自我特有的訊息，再將此種訊息丟出，慢慢將整體行為形成某一世代的獨特記憶，如同布紐爾所言：「…我們挺身和我們所鄙夷藐視的社會作戰，我們所使用的武器不是槍械大砲，而是憤慨。憤慨是革命的有力武器，這種武器能夠揭發社會上諸如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剝削、殖民帝國主義，以及宗教迫害等種種罪惡──總之，它能讓一個腐化敗壞的社會瓦解。」現實上的改變定有一個對照組，就像昆蟲擬仿也必須在環境找一個可模擬的現實事物，人會受記憶與想像此種連續體所影響，所以「理性憤慨」即是出自於某種具有反動性質的「懷舊思緒」 (nostalgia)。
懷舊本意是種思鄉病，進而延伸對於過去黃金時代產生的憧憬感，所以詹明信才會提出「對當下的戀舊」，原因是他發現當代社會不斷模仿、重現已有的風格，讓社會本有的、該體現的歷史感蕩然無存，消費文化的特性，使得群體不斷翻玩歷史，襲仿或擬態不停轉換出現，本來個體面貌已看不見，如此這般更讓群體模糊不清。對記憶來講，理性憤慨原先出自於善意，目的是要改變社會不好的一面，其效果卻因商業行為而大打折扣，感官形成的回憶便漸漸為印刷文字與視覺文化所替代。
如以本文來說，在目前消費文化的快速消耗下，襲仿與擬態會不會已越來越模糊，因為兩者對於時間與記憶的不確定性，使得懷舊早已不懷舊，而是刺激消費或是尋謀求定位的「偽導航地圖？！」
人對於記憶的形塑，會依賴於自身經歷過的外在事物，因為後現代的資本消費特性，心中內在需求與身體官能慢慢被「視覺與攝影式的記憶」所取代，所謂「視覺與攝影式的記憶」指的有關經歷過語言、儀式、敘述、圖騰、權力、公共建築與地方景觀等抽象與具象事物洗禮而成的記憶。對詹明信來說，他提出襲仿，認為對「對當下的戀舊」(nostalgia for the present) 使得我們不斷回溯過去曾經存在的風格，然而在這襲仿之中還帶有新意的，即是擬態，一種隨著空間環境的需求，因變異與轉化而生的過度模擬。
在這個資訊流通的時代，因為電視、電影、電腦與手機之助，每個人都像個接收體與發射體不斷地交流訊息。若說對訊息的掌控是一種權力，那麼創造訊息的人便十分容易成為權力的化身，可憑空創造並非易事，多數人仍接承前人留下的知識轉化而來，而詹明信提出的襲仿 (pastiche)，即是號稱人們再也無法脫離歷史跡澱，只能不斷模仿重現已有的風格。我相信這種說法是信任於「知識可靠」的態度，就像古人航船用羅盤定位、今人出海藉通用封包無線服務 (GPRS)一樣，都需要依循某些事物才能到達目的地。記憶與歷史有相同的特性，都是觀察而來，兩者卻又像處於兩個極端，記憶載於個人、歷史置於群體。詹明信認為在資本消費的社會裡個體的面貌難以辨識，因為個體一旦顯現，便會消融於群體之中。這或許告訴我們個體就像一床櫃子，當你拉開一個抽屜某些記憶便從中跑出來，拉開另一個又是其他階段的記憶，而群體複雜的歷史，則成了一棟大木屋，裡頭擺了這些無數櫃子， 只不過這棟大木屋也是無數櫃子做的，差別在於屋子建材得細看才知道都是無數櫃子的碎屑。
如果照著詹明信的襲仿說法，可能在藝術品身上較能看到，因為藝術品著重於外表的模仿，易從大師們的畫冊或環境自然擷取養分，換句話說，當你接受到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，接近於真理，口頭上與人分享也許可原封地講述，但是視覺造型上要訴說同一件事，得經過勞動、思考、試驗與錯誤，甚至投入自身的個人色彩，才可達到。這說明了藝術上的襲仿，也許是為了表達同一種美感（或醜感），都有可能因為過程的某些落差因素而更為出色（或說更為醜怪），那這也代表了波長不一的訊息透過個體細部上的差異， 產生出來會有不同的結果，這結果要是不被群體所接受，因為落差顯出拙劣也是會被淘汰。如此說來，詹明信認為新的東西，指的就是新的真理，「不再有新的東西，一切禁錮在過去」，就他的認知，這個世界已不會有新的真理，或許可以呼應尤金尼歐·多斯所說過的一句話：「凡非出於傳統者，皆為剽竊。」與歷史區隔的新思想（新訊息、新真理），離不開傳遞思想的物質與組織的管理，如果這個新訊息非出於傳統，那麼真的就是轟然一聲地炸於平地之上，使人產生根本上的質疑，認為這是剽竊而來的。
倘若自我無法創新、產生不出新的真理，那麼就是大力地改寫現有的訊息、去覆蓋它，或許還有可能因為偶然、反作用力或不知名因素而出現新意。接近此一方式的，即為擬態。擬態或說擬仿 (mimicry)，在卡拉 (Roger Caillois) 的論述裡，原本指的是昆蟲為了存活產生出的生理機制——發展和周遭環境全然無分的保護色，來確保不被追捕者獵食；而在拉岡 (Jacques Lacan) 的說法裡，透過對外在環境的模擬與偽裝，使自我軀體有所變異和轉化。反觀以人來說，雖然個體的的命運充滿了驚奇和意外，但卻永遠逃不出群體社會法則的箝制。如果要脫離社會法則的唯一方法就是無視這些法則的存在，而仍能以一種原始的生活方式合理生存。要以「無視」的態度去面對，並非將這些法則丟著不管，而是懷著「理性的憤慨」去了解、滲透，就像昆蟲熟知環境的特性、天敵的動向、人也必須將這些看似像鐵一樣的法則訊息一一改變，才能形成自我特有的訊息，再將此種訊息丟出，慢慢將整體行為形成某一世代的獨特記憶，如同布紐爾所言：「…我們挺身和我們所鄙夷藐視的社會作戰，我們所使用的武器不是槍械大砲，而是憤慨。憤慨是革命的有力武器，這種武器能夠揭發社會上諸如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剝削、殖民帝國主義，以及宗教迫害等種種罪惡──總之，它能讓一個腐化敗壞的社會瓦解。」現實上的改變定有一個對照組，就像昆蟲擬仿也必須在環境找一個可模擬的現實事物，人會受記憶與想像此種連續體所影響，所以「理性憤慨」即是出自於某種具有反動性質的「懷舊思緒」 (nostalgia)。
懷舊本意是種思鄉病，進而延伸對於過去黃金時代產生的憧憬感，所以詹明信才會提出「對當下的戀舊」，原因是他發現當代社會不斷模仿、重現已有的風格，讓社會本有的、該體現的歷史感蕩然無存，消費文化的特性，使得群體不斷翻玩歷史，襲仿或擬態不停轉換出現，本來個體面貌已看不見，如此這般更讓群體模糊不清。對記憶來講，理性憤慨原先出自於善意，目的是要改變社會不好的一面，其效果卻因商業行為而大打折扣，感官形成的回憶便漸漸為印刷文字與視覺文化所替代。
如以本文來說，在目前消費文化的快速消耗下，襲仿與擬態會不會已越來越模糊，因為兩者對於時間與記憶的不確定性，使得懷舊早已不懷舊，而是刺激消費或是尋謀求定位的「偽導航地圖？！」
留言
不過這篇更加分析了社會因素，受益良多。